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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5-06 06:18:32 作者: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声明答记者问 浏览量:41277

  

  在古代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除了显而易见的丝绸、香料等物质文明的双向交流之外,精神文明的交流也持续不断。精神文明的交流往往较物质文明的交流缓慢,但一旦被另一方接受,其影响则更加深远。

  于阗与中原交流兴于唐宋,数百年不缀

  隋末唐初,地处西域的于阗一面向突厥称臣纳贡,一面向中原王朝遣使朝献,而且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遣子入侍于唐朝。

  显庆三年(658),唐朝击败西突厥,掌握了西域,并将原在西州境内的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于阗成为丝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统治中心。

  北宋初,于阗使臣、僧人先后数次入宋进贡。乾德四年(966),李圣天之子从德太子也入朝宋廷,翌年归国,即位为王。自970年前后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汗王朝,东向进攻于阗,战争持续了三十余年,黑汗王朝终于在11世纪初占领了于阗,尉迟家族统治的于阗佛教王国至此最终灭亡。

  官称、里坊皆唐名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系统总结了汉魏以来的各项制度,形成一整套极为完善的律令制度。在文化方面,唐朝继承了传统文化,并且有选择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使唐朝的文化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唐朝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力向外传播。人们常常只举朝鲜、日本、越南受唐朝影响而形成的所谓东亚文化圈,事实上,许多归属于唐朝的西域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限于资料,我们主要从制度和佛教文化两方面着眼。作为唐朝文化代表的律令制度,可以通过于阗的官制、行政和文书制度等方面看到其影响。

  随着羁縻府州的设立,唐朝的地方官制也随之引入于阗。《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羁縻州条记:“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与羁縻官制同行的是地方行政体制。和田当地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证明,当时于阗乡里村坊制也随着羁縻州制度引入于阗。从里坊名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里坊名称则均可以用汉文加以解释,如“安仁”当取《论语》里仁第四“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意;“善政”当取《尚书·虞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意,均为告诫地方官人之语,表明它们可能最初就是用汉语命名的。

  由此可知,于阗的乡村里坊这套地方行政体制,应是随着唐朝羁縻州制度在于阗建立而设立的。

  签押、钤印皆唐制

  唐《公式令》所规定的各种官文书格式,是唐朝律令制度的一种完美体现。在羁縻州的官制和行政体制确立以后,各级官府以及与唐朝镇守军之间的行政运作,必然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官文书。

  和田当地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就有一些当时行用的官文书实物。这些牒文的格式、用词、署名、判案等,均与唐朝《公式令》规定的《牒式》相符。

  唐朝官文书制度对于阗语文书的影响如何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的于阗语文书。这件文书共81行,内容是于阗王尉迟输罗在天尊四年(970)正月九日写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一封信。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行文字的前面,写有一个特大的汉文“敕”字,长宽相当于整整一行于阗文。为什么在于阗文书的纪年前面写上一个特大的汉文“敕”?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是继承了唐朝论事敕书的文书格式。

  在这样一封书信中,本不应当使用论事敕书的格式,估计此时的于阗王对于唐朝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的职能已不太清楚,只把它当作皇帝所发文书的一般格式来使用了。

  唐朝钤印制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阗,如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用回鹘文写的西州回鹘王国诏令文书上,也钤有汉文“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朱文方印。甚至1289年统治伊朗的伊利汗致法王的波斯文信函上,也钤以汉文朱印。

  除了上述官文书之外,于阗文的私文书也有一些受汉文文书影响的方面,如书信的开头用语、契约文书的画押等。

  唐朝在制度上对于于阗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政治方面,从现存的文书来看,于阗在经济制度上同样受到唐朝的强烈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唐朝度量衡制的应用。

  根据考古发现的于阗文书记载,汉文度量衡单位的借用非常广泛,加之斯坦因等人在和田地区所发现的大量唐朝钱币,不难想见唐朝经济制度对于阗王国的影响。

  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表明,当时于阗王国的某些赋税制大概也来自唐朝的规定,如《大历三年典成铣牒》中所说的六城地区百姓纳差科的情况,即与唐制相符。

  中原佛教“反哺”于阗

  自唐朝初年开始,随着唐朝与于阗王国之间往来的密切,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

  从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几百年的消化吸收,到隋唐时期开始形成为具有中国特征的中原佛教。

  中原佛教进入于阗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汉寺的建立。开元十五年(727),往印度取经的新罗僧人慧超回到龟兹,记载了于阗佛教的情况:于阗的龙兴、开元两寺,当是奉唐朝敕令建在城中的汉寺。中古时期的寺院,往往既是经院哲学的研究中心,又是展现大众俗文化的场所,汉寺在于阗的建立,必然对于阗王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于阗是西域佛教大国,一直是向中原传播佛教的一大基地,特别是在大乘般若学说和华严思想的传播上,犹为重要。然而,大概从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开始,中原的佛教渐渐“倒流”到西域。汉译佛典的传入,必定对于阗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

  哥舒翰在于阗接受儒家教育

  唐代将领哥舒翰为突厥与于阗两族的混血儿,其母为于阗王族。他很可能是在于阗长大成人的,他读书学习的主要时间,当在于阗。

  我们力图把哥舒翰读《左传》《汉书》的地点放在于阗,是因为和田地区确实曾出土过一些儒家经典和汉文古籍,如大谷探险队曾在和田发现一件《尚书孔氏传》的抄本残片。斯坦因也曾在麻札塔格找到一件汉文古籍残片,今考实为北齐刘昼所撰《刘子》祸福第四十八篇残文。

  以上几个方面论证了唐宋时期中原文明对于阗王国的影响。仅仅从以上揭示的唐宋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来看,我们足以得出结论说,在伊斯兰化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王国,应当是在以唐朝制度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圈当中的。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本文转载时有删减、小标题有改动 来源:“古籍”微信公众号。原名《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刊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注释从略。)

【编辑:钱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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